
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苏州机场建设进展十分坎坷。早在2004年,该项目就被列入《苏州市2004年重点前期项目计划》第一位。不久,苏州官方就表态,“5年内不会建设机场”。2016年2月,苏州机场“吴江选址”浮出水面。但没过多久,浙江嘉兴洪合机场“军民两用”规划获批,吴江机场选址因距离较近,基本成为“弃子”。
9个月后,10月21日福然德向证监会提交了更新版的招股说明书,计划在上海证券交易进行IPO,拟发行不超过43500万股的总股本。虽然今年IPO的审核通过率回升,过会率也大幅提升,但对于福然德来讲,过会的成功率或许会因为其数据真实性存疑、供应商与大客户重叠等问题而降低。不仅如此,来自证监会的连环48问似乎进一步凸显了福然德存在的问题,此番IPO前景难料。
一审原告刘先生的代理人、京倡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苏宁认为,本案中,保险公司主张的“擅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且使危险程度增加”,但事实上并没说明什么样的情形属于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共享租车究竟算不算改变车辆性质。他认为,尚先生是适合的驾驶员,合法上路,应该属于并未增加车辆使用的危险程度。“保险公司所提到的,司机不确定,行驶里程不确定,使用车辆环境不确定,增加了风险,那么所有车辆行驶状况都不确定,私家车也不确定是不是增加风险?”苏宁认为,车辆使用风险增加是保险公司单方面的认定,“保险公司这就属于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苏宁表示,保险公司应该明确什么情况属于车辆使用性质的变更,怎样情况算车辆使用风险显著增加。
当时对于东方通商誉大幅度上升和可能导致的风险,《国际金融报》记者致电东方通,其董秘办相关人员表示:“董秘出差去了,有什么事直接发邮箱,我这里不回答。”不过,至今(4月25日),记者尚未收到东方通的回复。2017年年报显示,东方通约3.85亿元的商誉减值主要有:一、惠捷朗商誉减值约3.38亿元;二、同德一心商誉减值2960.74万元;三、数字天堂商誉减值1728.04万元。
从刑法理论上看,行贿罪与受贿罪是对向犯,即二人以上互为对向的行为构成犯罪。这就意味着此类犯罪往往是由二人以上共同实施。根据“责任与行为同在”的刑法原理,行贿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就必须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行贿却被大量“忽视”和“宽恕”。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社会公平竞争的秩序被打破,公众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和公正性的信赖感急剧下降。个中原因可能是由于司法人员考虑到贿赂犯罪的隐蔽性,证据获取难度大,为了瓦解受贿人与行贿人的利益同盟,从而选择与行贿人做了“认罪不罚的交易”。
5月8日,罗牛山发布公告称,下属全资子公司罗牛山国际马术俱乐部有限公司的“海南国际赛马娱乐文化小镇”项目,已经获得了《海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总投资额287.8亿元,预期今年开工,3年内完工。上述消息直接导致了罗牛山多次涨停。但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做农业的公司来转型赛马产业跨度过大,且投资数额较大,这一项目是否能如期进行还需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