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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外资企业坦言，来华投资不仅是看中中国的大市场，更因为中国政府主动开放的姿态和举措。中国开放的“加速度”，全球有目共睹：3个月前，新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正式实施，放宽7大外资准入领域；2个月前，6个新设自贸试验区正式揭牌，制度开放在更多处落地；几天前，国务院对有关条例进行修改，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这种政策的“乘数效应”，无疑将释放出几何倍的开放红利，从根子上形成对外资吸引的巨大磁场。

这次跨境贸易外汇管理政策的调整，不仅为企业增便利、降成本，也是赋予银行和外贸企业更多自主权，同时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稳外贸、稳外资等“六稳”工作，不断改善营商环境，积极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的这些决策部署。我们也考虑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主题教育不断地深入进行下去，所以我想这个是对你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谢谢。

束行农是资深的债券市场专家，也是债券行业的第一批交易员，参与了南京银行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的建设以及债券投行业务。在他带领下，债券业务成为南京银行的一大亮点，并赢得“债市黄埔军校”的声誉。“转眼20多年过去了，作为中国银行间市场的早期参与者，我见证了银行间债券市场惊心动魄的发展和建设，亲历了南京银行借力银行间市场发展壮大的艰苦历程。”2017年，在银行间市场成立20周年之际，束行农撰文回忆。束行农称，南京银行的金融市场团队被市场公认为是一支具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专业队伍，向市场输送了很多债市专业人才。

第一，农村农业改革塑造独立利益的家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承认和明晰主体独立责权利的最初尝试，尽管受到极左思想的阻挠，但在一些地方领导的默许下，一些基层组织冒险推动，并被处于极贫状态的农民基于生存本能所接受，实施联产承包地区的粮食丰收，激励这一制度在全国迅速复制和推广，中国农村经济的繁荣和成功为城市发展奠定基础。在长期坚持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适应城乡经济发展新需要，农村不断探索和实施农村耕地三权分置等改革，明晰农业经营相关参与方独立的责权利。

第二，作对的政府为中国城市崛起提供了保障。过去40年中央政府在城市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制定战略规划。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实施从非均衡、到协调、统筹和协同的区域战略，以及实施制定、实施和完善的国家发展规划体系。其次，完善城市政策。国家高度重视、不断调整城镇化方针，通过相关的会议和规划：1980年代明确“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1990年代重申“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2000年代调整“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10年代发展为“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17年完善为“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大中小、小城镇协调发展”。再次，变革调控体系。从治通胀（1978- 1992-1997年）、保增长（1998-2003年）、防过热（2003-2007年）、促增长（2008-2013年）到稳增（2013-2018），实现了：由行政和计划为主向经济和市场为主转变。由需求总量到结构再到供需总量与结构的完善。由直接的行政和计划措施，到间接的货币、财政政策，再到货币、财政、土地等综合政策的发展。由整体领域到整体与具体（房地产等）领域结合细化。最后，设立新城新区：结合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陆续在特定区域内设置：经济特区、国家级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此同时一些省市也设立省市级的上述区域。战略规划顺应了发展规律，为非均衡的城市崛起提供了环境、条件和保障。城市政策激励了城市的发展与扩展。调控体系确保宏观经济在高速增长中波动趋缓，为城市崛起创造了条件，而逐步加大的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加快了城市建设步伐。新城新区的加速发展，带动全国城市的崛起。但受认识水平限制和局部利益的趋势，政府有关部门的个别政策有违市场和经济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城市化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分化、失衡和泡沫。

5．影响发展外部力量正负多变首先，过去推动中国成功主要因素是学习不是原始创新。推动人类进步的是技术创新，引领世界发展的是原始创新，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城市过去40年崛起靠的不是原始创新，中国也还没有在重大领域拥有核心技术，因此，缺乏核心竞争力。其次，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经济全球化让资源要素变得更易流动，任何城市随时都面临遭抛弃的风险。中国不仅面临先发国家的抑制，也面临后发国家的推挤，因而受到来自世界的高低的两面夹击。最后，人类进入崭新的智慧时代。科学技术、竞争规则、发展动力、发展方式所有都正在发生不确定的变化，变化也会越来越快。每一个城市不仅不进则退，而且发展慢了也会失败。中国城市必需一往无前。